1940年，张自忠战死后，副官马孝堂被连砍九刀，脑壳都被劈开，竟没死，拼着最后一口气说出将军殉国真相。
张自忠这一生，最怕的不是死在战场上，而是死后还要被人戳脊梁骨。
他曾经背过“汉奸”的骂名。1937年北平沦陷那会儿，他奉命留守，与日军周旋，结果舆论铺天盖地，说他是“华北头号伪军”，是“卖国贼”。那份屈辱，比刀子还剜心。自那以后，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劲——这条命，迟早要交还给国家，但得交得明明白白，让所有人都看见。
1940年5月，枣宜会战打响了。日军集结了三十万兵力，兵锋直指重庆，那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。张自忠当时已经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，手下管着三个军，按道理他完全可以在后方指挥所里对着地图画箭头，没有人会说他一个不字。
但他偏不。
他觉得这场仗太凶险了，非得出亲自去一线不可。出征前，他给副总司令冯治安写了封信，那信里的措辞，后来读起来，分明就是在交代后事。其中有一句话：“由现在起，以后或暂别或永离，不得而知。”笔调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。
1940年5月6日深夜，他带着手底下不到两千人的队伍，悄悄渡过襄河，主动扑向迎面而来的六千多日军。这不是去打仗，这是去搏命。
此后几天，他带着这支孤军在东岸反复冲杀，把日军主力死死缠住。到5月16日拂晓，部队退到宜城境内的十里长山，日军已经咬上来了。飞机在天上扫射，大炮往山头猛轰，步兵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往上涌。从早上打到天黑前，整整九次冲锋。
战至中午，他的左肩被子弹打穿，血顺着袖子往下淌，身边的参谋劝他往后退一退，他理都不理。
到了下午两点，他身边只剩下八个人。高级参谋张敬、副官马孝堂，还有几个卫士。他已经站不太稳了，但还是掏出纸笔，给战区司令部写了最后一份战况报告，写完把纸折好，塞给身边的马孝堂。
下午三点多，日军的冲锋又来了，这一次阵地彻底守不住。
一颗子弹从他的右胸穿过去，血喷出来，溅了马孝堂一脸。马孝堂扑上去想给他包扎，绷带还没缠完，日军已经端着刺刀冲上了阵地。张敬拔出手枪，连开几枪打倒两个日军，很快就被围上来的日本兵用刺刀捅倒。
马孝堂后来拼着最后一口气，把接下来发生的事讲了出来。
他看见张自忠从血泊里硬撑着站起来，浑身是血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有，唯独没有害怕。一个叫藤冈一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过来，冲到跟前时，对上张自忠的目光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手里的刺刀都忘了捅出去。很多年后，这个日本兵在回忆录里写，那双眼睛让他“全身发僵，脚底像钉在了地上”。
就在这僵持的一瞬间，日军第三中队长堂野从侧面开了一枪，子弹击中张自忠的头部。藤冈一这才回过神来，一刺刀捅进了他的身体。
时间定格在1940年5月16日下午四点。张自忠倒下去的时候，四十九岁。
马孝堂在混战中被日本兵砍了九刀，脑壳都被劈开了一道口子，倒在一条沟里，血把身下的土都浸透了。日军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没有补刀。后来附近的乡亲发现他还有一口气，把他从沟里抬出来，用一个大箩筐抬着，一路颠簸送到了第三十八师师部。
师长黄维纲赶到他跟前时，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。但他就靠着那点残存的意识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张自忠最后时刻的情形说完了。
说完，人就没了。
他是用命把将军殉国的真相从战场上带出来的。那些细节，如果不是他拼到最后，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。
张自忠的遗体被日军发现时，从兜里翻出一支派克金笔，笔杆上刻着“张自忠”三个字。日军这才确认，倒在他们面前的正是中国军队的集团军总司令。他们破天荒地用酒精把遗体擦洗干净，装进棺材，立了块木牌，算是给了几分尊重。
消息传回第三十三集团军，黄维纲带着部队再渡襄河，跟日军拼了两天两夜，牺牲了二百多人，硬是把将军的遗体抢了回来。
灵柩沿水路运往重庆，经过宜昌那天，十万百姓自发赶到江边送行。日军的飞机就在头顶上嗡嗡地转，时不时丢两颗炸弹下来，岸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躲，就那么站在江边，看着灵柩缓缓从眼前过去。
延安那边也开了追悼会。毛主席题了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字，周恩来在悼文里写他是“中国抗战军人之魂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。北京、天津、武汉，都有一条“张自忠路”，到现在还在用。
从当年的“华北头号伪军”，到后来的“抗战军人之魂”，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弯，是他在1940年5月16日下午那几秒钟里用身体转过来的。
马孝堂替他传出了最后的口信。而他替自己证明了，当年那些骂名，全是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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